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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古纪游图册》是清代金石考古家黄易重要的山水作品之一，具有较高历史、艺术价值。依据黄易题跋中屡屡提及的"辛卯"纪年，一般认为此册作于"乾隆辛卯腊月"即1771年12月。但其艺术风格与黄易同时期即早期山水作品差异很大，却几乎与得碑访碑图等晚期作品无异。笔者在徐邦达、刘九庵等故宫前辈鉴定意见基础之上，分析考证认为"辛卯"系"乙卯"之误改，是黄易为防范场政敌作祟保全自身而刻意为之。因此，《访古纪游图册》应为写绘于乾隆六十年至嘉庆元年(1795-1796年)间的黄易晚年之作，从而在时间上弥补 《嵩洛访碑图册》(1796年)、《岱麓访碑图册》(1797年)之间缺失的关键一环，使四者连缀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对于黄易晚年金石访碑研究意义重大。焦家遗址发现了丰富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遗存，包括夯土墙、壕沟、墓葬、房址和陶窑等遗迹，大量陶器、玉器、龟甲器等遗物。夯土城墙、环绕城墙的壕沟和一大批高等级墓葬以及玉器、白陶和彩陶的发现，表明该遗址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很可能是鲁北古济水流域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意义的大型聚落。手工业作坊遗址，是古代遗址的主要类型之一。以田野调查、勘探、发掘和研究为内容的作坊遗址考古，既是整个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在手工业考古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本文从手工业考古的特点出发，结合我国的实际，就手工业作坊遗址考古的重要性、作坊遗址的认定、考古发掘、作坊遗址考古中的多学科合作，以及以作坊遗址考古为基础的手工业产品流通和应用研究等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思考和论述。江苏南通一带所出的澄泥石砚，是一种有别于传统所称陶制澄泥砚的文具，它自清初始，后则成为地方名产。由于有的经过了文人的参与，因此更具历史和文化价值。本文从南通博物苑藏品中择取三方带铭石砚，对其作者及相关史实进行了考索，借以揭示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由于可供比较的较少，一直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晋南运城盆地龙山时期的文化属于三里桥类型。近年来，随着周家庄等遗址的发掘和运城盆地区域调查工作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显示了运城盆地龙山时期的文化面貌更为接近临汾盆地，而不是同于中条山以南地区，特别是在纹饰和器类等诸多方面都有很好的反映。收藏于山东博物馆的李璧墓志不仅是书法爱好者临写魏碑的范本，其志铭还是我们研究南北朝历史的重要文献。本文通过对李璧家族世系及其婚姻状况的分析，认为李氏或为鲜卑族，通过与中原汉族大姓联姻而日益汉化，是北魏时期北方民族大迁徙和各民族融合的一个典型实证。同时，通过考证志文所载北魏孝文帝向南齐借书一事，证实了搜集儒家典籍、吸收汉族文化，是北魏汉化政策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南北文化逐步融合的关键所在。从相关卜辞和本身内容来看，小臣墙刻辞可以补缺，本文对其进行了补释，对其中一些字、句阐述了新的认识；并探讨了小臣墙的身份，认为小臣墙是来自墙族的事首领。张大千的敦煌临摹、考察活动多彰显以审美价值，往往被视为艺术家的临摹创作活动而不为学术研究所重。但张大千以其艺术直觉的敏感性，重新发掘了敦煌归义时期供养人像作为生者真仪的特殊性。特殊性背后，体现的是晚唐五代归义政权的在地化倾向。这一立足本土、强调文化主体性的历史现象，表现在张大千自敦煌归来后于川渝多地举的临摹展览中，恰好呼应了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救亡话语以及吁求"文艺复兴"的心理诉求。由此，张大千的敦煌临摹活动及作品，与贯穿整个近代的民族话语达成了合流。张大千的临摹手法、取向、考察路数，多有争议。回到抗战时期西北考察的历史语境下，他对艺术现象的敏感，看似摹古，却参与民族文化身份的追寻与重塑，堪称学术史中的"预流"。15至216年间博物馆的"吴湖帆收藏大展"中有一卷传元代钱选《蹴鞠图》，然该图存在颇多疑点。，吴湖帆在其所藏《蹴鞠图》拖尾上抄录了明代文徵明的题识，其中人物的特征与画面完全不能吻合。第二，该《蹴鞠图》上收藏印 早为明人，且钱选自题书法和款印均有许多疑点。第三，《蹴鞠图》是否有超越画面之外的文化涵义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采用探索历史情境与人物服饰、相貌和活动特征的方法，从宋人较为可信的文献史料出发，结合正史载录，重新还原了画中六人的 以及人物关系背后的政治隐喻。同时，笔者在研究中发现，"君臣蹴鞠图"已经成为古代的视觉母题之一，历代有不少文人曾为该母题作过题跋和诠释，文中解释了宋代后人对"六人蹴鞠"图式的认识与原作之意的差别。 ，本文对吴湖帆先生收藏该画并加以题识的原意作了说明。明末清初，由于战争的破坏，致使延续百年的苏州、嘉兴、徽州等江南一带士人书画鉴藏家群体走向衰落。而在北方，以孙承泽为 的士人们积极搜寻流落于市的故国文物，北方士人鉴藏家群体随之兴盛起来。孙承泽藏品丰富，鉴赏能力高，对清初北方鉴藏家有着范式的影响力，故士大夫们能突破不同身份的壁垒乐从之游，如王铎、周亮工、曹溶、梁清标、宋荦、王文荪等等。他们或各取所需互换藏品，或往来雅集借画赏画，或为彼此的藏品鉴定题跋，形成了一个良性互动的书画交往圈。清初北方鉴藏家群体的兴盛，从清朝建国到乾隆初年，共历一百余年左右。乾隆初年， 大力搜求民间书画，致使私人手中藏品大多流进清内府，北方士人鉴藏家群体重又走进低谷。